奶奶的粉条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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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不是去扫大街，扫大街的话这笤帚太短，扫大街也用不着带帆布袋子。她是去附近的国营菜场捡菜去了，带把笤帚是为了扫掉落在地上的粉条渣。我奶奶捡菜不是因为家境困难，她和我爷爷都算革命干部，都有退休金的，我爷爷的退休金还不低。我奶奶是个过惯苦日子的细发人,我们这里的细发就是指在生活上很节俭,很精打细算的意思。她一张口就是民国十八年“遭年馑”（ 关中话“遭年馑”就是闹灾荒的意思）时怎么怎么恐怖，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怎么怎么难熬。讲一个我记忆深刻的吧：民国十八年遭年馑，穷苦人家都缺吃的，有位母亲还把为数不多的树皮无纺布面粉袋生产厂家电话/微信：15838231350草根麸皮之类的食物让给她的一对儿女吃，她饿了就喝水嚼树叶。结果她被活活饿死了。她的一对儿女趴在母亲身上痛哭，父亲也很悲痛，但他不让娃娃们哭。他说要是邻居们听到了，会吃了母亲的。他们家买不起棺材，于是就用烂席子一裹，趁着夜色把母亲的尸身埋在了自家屋后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发现这位母亲的尸体还是被人刨出来，干瘪的身上为数不多的肉几乎都被割光了……这种饥荒年代熬过来的受苦人，细发是正常的，不细发才是不正常的。当时买菜只能去国营菜场，菜场周围又有好多的家属区，需求量还是蛮大的。菜场送菜的卡车每天上午过来，车厢里总有两三捆红苕粉条的。两尺来长的大捆红苕粉条，没有袋子或箱子，就是用塑料绳在中间随意一扎。那时的红苕粉条都很干脆，所以每次粉条卸货时，多多少少都会掉一些粉条渣在地上，多则四五两，少则一二两。断裂掉落的粉条渣细碎分散，没办法一根根捡拾，我奶奶带着小笤帚就是来扫拢这些掉在地上的粉条渣的。她把粉条渣合着地上的尘土、瓜果壳、甚至烟头等，用笤帚扫拢成一堆儿，然后再用帆布袋子装起来带回家。到家后，她先把这些混杂着异物的粉条渣里大点儿的垃圾挑出来；接着再把还有灰尘及细小的垃圾的粉条渣用清水冲洗干净；然后放到大竹筛子里晾晒到干透；最后入袋时再戴上老花镜细细地挑选两遍。我现在还记得她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阳台上拨拉着粉条渣挑东西的样子。这些粉条渣就收拢在大的蛇皮袋子里，堆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我奶奶在次卧门后放了一杆木秤，她时不时会把那些粉条渣过下秤，有时会叫我搭手抬袋子或看秤。她秤粉条时虽然不说话，但脸上满满的全是满足的样子。我们那里包包子、做菜盒都喜欢放粉条。当时肉少，半斤肉做个菜也就一盘子底儿，不够吃，也不过瘾。但把肥肉为主的半斤肉切成小丁，豆腐切丁，粉条渣泡软，再放上木耳、虾米，剁些葱姜末，调好半盆馅儿，配上酵头老碱做的发面，蒸成肉包子，可以有二三十个呢。蒸好的肉包子，皮都泛着当时罕见的油光，咬一口，肉丁已经将肉香传递给了同一个面皮被子里打过滚儿的豆腐丁、粉条渣、木耳丁等难兄难弟，大家都有了“高贵的”肉味儿。顽固一些的虾米、葱姜末，也是半为肉味半为己，残余的本味用来衬托肉香和味道的层次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在当时的北方，包包子没有粉条，就像炸酱面没有炸酱，番茄炒蛋没有蛋一样。要调和各种馅料之间的味道，让它们达成天地之间的大和谐，非身材修长、品性温婉、谦和包容的馅料君子粉条不能胜任。再者，其它的馅料都是蒸了后要出水的，而包容兼并、求水若渴的粉条是吸水的。这样蒸出来的包子才不会一咬飚出一股不是那么鲜美的汁水，烫伤心急的吃包子的人。扯了半天，其实我觉得它易膨胀才是当时流行拿粉条做馅料的主要原因。蒸包子最坍台最丢人的就是瘪瘪的、馅料不足，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有了便宜易膨胀的粉条，家家都能蒸出体型饱满呼之欲出的包子了，皆大欢喜。我是从乡下来城里借读的，本来就内向羞怯敏感，我奶奶在菜场捡菜扫粉条，常常让我觉得颜面扫地。我平常上学放学，都会绕着菜场走的，生怕碰到在捡菜扫粉条的我奶奶。有时我奶奶捡得菜多了，拿不动了，她就会把菜放到路边某个角落里，让我去拿。我都会觉得很尴尬，甚至觉得屈辱。快到过年时，我奶奶会把这些粉条渣分装成四个小袋子，有的多一些，有的少一些。每年过年，我爷爷奶奶都请我爷爷的单位派辆小汽车，送我们回约四五十公里外的乡下老家过年。我爷爷奶奶住在西安，我也在这里借读；我爸爸身为建筑工人，跟着工地项目到处走；我妈妈我哥哥我妹妹在乡下老家。我二姑家离大马路还有两百米，有条狭窄泥泞的乡间土路从大马路通往她家门口。车到了大马路和乡间土路的路口时，我奶奶让司机停车，指着后备箱一袋粉条渣和捆在一起的其他年货，让我爸扛着去送给我二姑。我很怀念去年这时候路过我二姑家，她给大家做的水煮荷包蛋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想问车不开到我二姑家去吗？但我又不敢问。我爸沉着脸，嘟囔两句，扛着这些东西下了车，顺着有点泥泞的狭窄的乡间土路往我二姑家去了。司机说，陈师（师是师傅的简称，西安流行这样称呼人）好像不高兴啊。我奶奶脸上露出看破一切的笑容说，嫌给他妹子东西了，心疼。我爷爷戴着老式军帽和深色的石头镜，披着有毛领的大衣，坐在副驾驶位上，一言不发。不一会儿，我爸就回来了，我二姑跟在他后面，过来问候我爷爷奶奶。车子继续开，到了村东头我小姑家，我小姑和我小姑父闻声出来站在街边门口迎接我们。我奶奶又指着后备箱一袋粉条渣和捆在一起的其它年货让他们搬走。我奶奶会喜笑颜开地和小姑说一阵儿话，小姑是她最小的女儿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我奶奶歪歪扭扭的日记（我奶奶没念过书，只上过扫盲班），很短很干巴巴：某年某月某日，今天广政来西安了，把翠引跑了，我很伤心。我爷爷戴着老式军帽和深色的石头镜，披着有毛领的大衣，坐在副驾驶位上，仍旧嗯两下就算回应我小姑了。回到西头我家了，照例会有一些乡里乡亲来探望我爷爷奶奶。碰到年纪大一些的、辈分高一些的，我爷爷也会和人寒暄、聊天，虽然并不热烈。蒸包子了，我奶奶地指着装着她捡来的粉条渣的袋子对我妈阔气地说，粉条多放一些，管够。到了灶火间，我妈会低声说，又不是肉管够，烂粉条渣渣，谁稀罕呀？我妈不稀罕，有人稀罕。在那个收入有限、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还会有人来找我奶奶买粉条渣。别人买好后，我奶奶经常会再抓一小把添给人家，说我这可是西安的粉条，质量好得很，明年再来啊。附近新开了一家号称西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，我奶奶的捡菜事业越来越兴旺了。粉条渣她已经不扫了，看不上；蔬菜批发市场里的粉条流通量很大，短于十厘米的粉条，我奶奶都懒得捡了。我奶奶捡的菜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重，随着她年纪越来越大，拿不动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。我也一年一年的长大，一天比一天更加敏感羞怯，一天比一天抗拒去帮我奶奶把捡来的菜和废品（是的，我奶奶后来除了捡菜还捡废品了）拿回家。虽然我抗拒这件事，但我还是做了。听话这两个字就是我的外壳和牢笼，我躲在里面心有不甘、日渐生茧。于是，我后来离开爷爷奶奶去别的地方复读初三，我仍旧没考上中专，但考上了老家县城里的省重点高中。我离开爷爷奶奶时，对于不用再帮奶奶把捡来的菜和废品拿回家这件事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那时在山东胜利油田某采油厂，接到电话后我红着眼在路边拦车，无人理睬。还是一位巡逻的交警问明情形，用摩托车载着我，帮我拦了一辆去北京的大巴。我从北京辗转回老家，在县城回老家的中巴上，我碰见我二姑的大女儿，她问我怎么回来的。我虽然对于奶奶的去世仍旧伤心，但还是略微大声地说，我从“北京”回来的。我奶奶去世后，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爷爷，就更加不爱说话了。他经常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阳台上原来奶奶捡粉条渣的地方，拿着把放大镜，看报看书。那些书都是讲红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打仗的书，那时他还是曾在延安为党中央站岗放哨的英姿飒爽的革命军人，后来他也曾南征北战，在山海关所在的军队整体转业了，有好多照片为证。那时的奶奶也还年轻，我大姑还是名小女孩，我爸爸和另外两个姑姑甚至还没有出生。八十年代有一阵儿，我奶奶每天早上七点钟掐着点儿出门，她夹着把一尺来长的自制小笤帚和一个帆布袋子，步履匆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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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陈明，西北政法94级经贸系校友, 现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。
（本文首发于作者公号“明律如是说”，转载请联系该公号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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